13日凌晨1点，小徐睡不着，他决定

13日凌晨1点，小徐睡不着，他决定到西单大悦城——他“撒下”“黄牛”的地方看看。大悦城门前广场里三层外三层的阵势与凌晨寂静的长安街形成鲜明反差。

小徐，男，31岁，山东人，1998年来京打拼。从给老板当马仔卖做起，到2006年在中关村某知名电子城租下了第一个销售柜台，直至现在拥有一个60平方米的属于自己的摊位……从从业年份上看，他的职业生涯几乎与中国移动通信业崛起和迅猛发展同步，他是中国千百万经销商里普通但具有代表性的一员。

小徐说，与苹果结缘，是从2007年底开始的……

2000人里真果粉不到100人

说起1月13日正式发售苹果iPhone 4S当天的情形，小徐仍然记忆犹新：“我像往常一样，头天下午打给道儿上的朋友，预订了十几个‘黄牛’，在银行关门之前提了准备第二天去收货用的20万现金，就踏踏实实回家了。”谁承想事情并不像小徐预计的那么简单，精心撒下的“鱼饵”没有换来如期的收获。

13日凌晨1点，小徐睡不着，他决定到西单大悦城——他“撒下”“黄牛”的地方看看。大悦城门前广场里三层外三层的阵势与凌晨寂静的长安街形成鲜明反差，小徐看着他雇来的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十几个“黄牛”动了恻隐之心，跑到附近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给他们买来了夜宵。

小徐说，这些雇来的“黄牛”大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非常艰辛，排一宿队买到一台只能挣50元。苹果公司有限购政策，每人只能买2台，也就是说，他们在接近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里冻7、8个小时，最多能挣100块钱。但这钱也不是每个“黄牛”都可以挣到的，只有排进队伍的才有希望把钱装进自己口袋。

稿源：人民 “黄牛”的工作直接影响到小徐的“收成”，由于那天警备迅速升级市场监管过于森严，他雇的十几个“黄牛”只有3个比较机灵的冲进人群的最核心部位，其他都被三道警戒线严严实实地拦在圈外……

“那天夜里感觉大悦城门前聚集了一万多人，真正是‘果粉’的，2000人里不会超过100个，毕竟许多人宁愿多加三五百元也不愿意去受那一晚上的罪。”小徐保守估计道。

带去的20万现金小徐还是在13号一早换成了20多台苹果iPhone 4S，只不过比计划的数量要少，因为除了从自己雇来的“黄牛”手里拿到的那6台机器外，其他都是出高价购买的。“每台又加价50到100元。”小徐无奈地说，“其实我不算拿得多的，有同行带了至少80万现金。”

舶来的“摇钱树”

在2007年之前，小徐卖得最多的是诺基亚和三星。“这两个品牌都有自己特定的供货渠道，价格也相对透明，新款机器利润高些，老款基本属于薄利多销。”小徐说。

到了2007年，时不时就会有顾客到小徐的柜台找苹果，那时还是iPhone一代产品，小徐非常好奇，就托朋友从国外带了2台。当iPhone摆在面前，有着多年销售经验的小徐顿时意识到这会是一款非常畅销的产品，虽然它没有蓝牙，不能发当时比较时尚的彩信。

“那时，平均每天能卖2台，出货量虽然比不上诺基亚和三星，但是利润却相当高。一台至少能赚500—1000元。”小徐回忆道。“那时iPhone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很难找到苹果产品，iPhone都是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是我销售苹果产品最早的进货途径。虽然我知道做水货国家不允许，但是当年根本没有其他合法渠道。”

小徐说，来找苹果的客人多数打扮前卫，均属时尚中人。虽然苹果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电池待机时间短，菜单不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但是果粉们对这些问题相当地包容。

同期，还有一款问得比较多的是黑莓，但是由于黑莓绝大多数是从欧美国家流入中国市场的二手货、翻新机，质量差，返修率高，所以黑莓的回头客非常少。而苹果一代产品的质量过关，产品返修率只有1%，也给小徐省去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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